1946年冬季，南京一座古老的住宅内，陆久之被特务组织中统拘留，未曾声明任何罪名，更没有立刻进行审讯。此时，关在他面前的仅是一扇严密封闭的门，以及不断的试探与询问。陆久之，表面上是一位国军少将参议，实则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着密切的秘密联系，而更为特别的是，他的身份还是蒋介石的名义上的女婿。

陆久之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，家境优裕，父亲陆翰曾是清代知府，后又在军阀孙传芳旗下任职。这样的优渥背景使他本可轻易融入上层社会，但在少年时期的陆久之却并不认同父亲所代表的权力生活。他曾随父亲进出官府，目睹差役对于平民的霸凌便曾发问：“为何当官的可以如此对人？”这一稚嫩的疑问预示了他选择道路的萌芽。进入青年后，他开始接触如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出版物，书中散发的新思想令他逐步意识到，个人的舒适与社会的苦难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18岁那年，陆久之离开长沙前往上海。他并未选择依靠父亲的人脉，而是选择在杨树浦的纱厂里当学徒。在这里，他第一次直面底层工人的艰辛生活。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与漫长的工作时光，令他领悟到了生活的不易。在此期间，他与工程师蔡叔厚结识，二人不仅探讨机械，亦讨论工人的处境。不久，陆久之明白蔡叔厚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，并开始参与传递情报、运输物资。这一决定非但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他立场的根本转变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事件后，上海局势急剧恶化，搜捕与枪声成为日常。鉴于陆久之的家庭背景及缺乏公开革命历史，组织决定让他进入国民党内部，以便利用他原有的关系作为掩护。这个过程中最棘手的不是如何接近敌人，而是如何让敌人相信自己。白天，他在国民党人员之间周旋，夜晚则千方百计与组织保持联系。一次护送日本共产党人士佐野学的行动中，佐野在上海码头被捕，尽管陆久之没有被识破，但也无奈地不得不转赴日本。

他在日本接受铁道院校的教育，随后又在早稻田大学修读法律，同时为上海的出版物撰写通讯。记者身份使他得以接触日本军政高层，并在饭桌的闲聊和采访的片段中，记录下有利的情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并不仅仅依靠正式的采访来获取情报，许多军官酒后在聊天中透露的细节，往往为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陆久之重返上海，进入了日伪势力的控制区域，受命接触汪伪政权及其周围人士。为了获取信任，他假装沉迷于娱乐场所，频繁出入日伪聚集的场所，实际上却在暗中搜集情报。尽管此身份更易被敌人忽视，但稍有失误，他便面临监禁甚至生命危险。

1945年，日本战败，汪伪政权随之崩溃。按理，他很可能会被审查，但由于与汤恩伯的旧交，陆久之得以从容重返政界，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，恢复了公开身份。这一角色虽然显示他表面地位，实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地下活动。参与创办《改造日报》后，他在表面上帮助日俘遣返与宣传和平，实际上则成为了进步思想的传播渠道。

然而，报纸的言论逐渐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关注，并导致了内部争执，最终在压力下停刊，陆久之也因此卷入风波。1946年冬，他在走出报社后被特务拘捕，由于特定关系的束缚，汤恩伯虽有旧交，但并未直接介入此案。陆久之的妻子蒋瑶光则四处寻求帮助，此时揭露出了蒋家的旧情。

蒋瑶光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养女，与陆久之的婚姻始于她的家庭不幸福，承担着抚养孩子的重担。两人在1946年结婚，婚姻并未改变陆久之的命运，反而使他承担了更多的隐患。蒋瑶光虽知丈夫的秘密，仍选择替他保守。当陆久之被捕后，陈洁如决定亲自请蒋介石帮忙，没有替女婿辩护，仅请求：“可以查，但不要无缘无故地关着人。”最终，蒋介石下令中统释放他。命令传到南京后，尽管中统心有不甘，但也不敢继续扣押陆久之的自由。

有趣的是，陆久之出狱后未选择直接回家，而是将中统的拘押地点、审讯手段和掌握的情报第一时间传回地下组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