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冬季，老一辈革命家如杨尚昆、黄克诚等推动成立了彭德怀传记编写组，得到了中央军委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。编写组历时三年，沿着彭德怀的足迹走访了九个省份，采访了百余位知情者，并查阅了多个档案馆资料。1981年，经过不懈努力，120万字的《彭德怀传》初稿最终问世。1993年时，该书首次出版时因按照正史体例缩减了约70万字，编写组成员何定教授形容这次删减为“去掉了生活，留下了事业”。直到2011年，这部全本以《彭德怀全传》的名义再次出版，许多关于粟裕1957年在莫斯科之行的细节也随之公之于众。

1957年11月7日，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，毛泽东率领政治代表团出席，同时还安排国防部长彭德怀带领军事代表团前往。军事代表团包括了叶剑英、粟裕、谭政、萧劲光等开国将帅。代表团于11月6日抵达莫斯科，次日参加红场阅兵，随后游览了列宁格勒和基辅，直到11月23日才返回莫斯科。

在11月24日的中苏两军接待中，彭德怀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，而粟裕则与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晤。按照安排，这次会面被认为是纯粹的礼仪性质，不涉及具体事务。可在会谈中，粟裕并没有按常规寒暄结束，而是问索科洛夫斯基关于苏联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职责划分，并请求提供相应的书面材料。据人民网的记载，粟裕明确表示：“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……因为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……不太明确。”索科洛夫斯基当即反驳道：“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，国防部与总参之间没有分工问题，是隶属关系。”他随后简要介绍了苏军体制，并表示顾问团没有权限提供书面材料。整场会谈时间不到二十分钟。

事后，索科洛夫斯基将此访谈的情况报告给了赫鲁晓夫。到1958年3月，苏方正式向中方提供了相关书面材料。粟裕请求提供资料的背景可以追溯至1955年3月。当时，中央军委要求总参谋部起草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条例，而其草案在1955至1957年间均未能通过。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曾建议粟裕：“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！”这个“人家”显然是指苏军。而粟裕的举动却没有事先请示，根据外交的惯例，一方索取资料需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准，因此此举被解读为“无视外事纪律”。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，这一事件被上升为“告洋状”，甚至被无端解读为“里通外国”。据说，毛泽东在看到相关报告后批示：“粟裕，你对彭有意见，可以来我这里谈，为什么要向苏联人告状？”这次莫斯科之行因此成为1958年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作为随行翻译的孙立忠在1994年提供的材料中证明：“那次拜会是礼节性，谈话简短……粟总长只是顺便向苏方索要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，以便回国参考，不能算是‘告洋状’，更不是‘里通外国’。”粟裕在检讨中也明确表示：“当时的动机，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，来草拟我们已草拟过5次却仍未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。”《彭德怀全传》的出版使这一被尘封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，回望过去，粟裕在莫斯科的问话，与其说是“失言”，不如说是一位总参谋长在面对体制困惑时的急切求解——但他却未能选择合适的时机，忽视了程序。粟裕的老部下曾评论：“这件事……被批判为‘告洋状’……这些帽子如今早已被摘掉。”历史的尘埃最终会落定，而真相总在史料的深处等待重新被发现。